醴陵瓷的款识自“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瓷业学堂”开始启用醴陵红官窑瓷器，延续至今。各发展时期的款识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晚清时期，出现过“光绪戊申年”醴陵红官窑瓷器、“大清宣统”的朝代年号款，也出现过“戊申年制”的干支年款，瓷器生产企业“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瓷业学堂”的产品中，人名款识也随同出现。

款识使用方式在特定的情况下能说明一定问题，早期“湖南制造”和“戊申”行书款书写草率而随意，这时“湖南瓷业公司”尚处在试产阶段，对款识未形成规范格式醴陵红官窑瓷器。而在第二年出现的“大清宣统年”楷书款则变得整齐而规范，说明“湖南瓷业公司”此时开始正式生产，产品正式对外销售，是宣告“开窑”的特征

　　醴陵自“湖南瓷业公司”成立起，就开始出现“湘造”、“湖南制造”、“ 戊申年制”等款识，多为行书，款无定式。

1905年至1930年之前，醴陵釉下五彩瓷器款识很多，它们都是由指定人员所写。光绪末年款识有“湘造”“湖南制造”，还有“湖南瓷业公司”“湖南瓷业学堂制”“湖南瓷校”“瓷业公司造”，同时还有编年款“戊申湖南瓷业公司造”，也有不打款识的。

宣统元年，瓷器底款一改旧观，不仅格式规整，而且楷书字体秀美。忽然之间款识何以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呢?而且宣统三年之内，瓷器款识规整统一。

早期作品，瓷坯偏厚，量重，款识多为楷书、行书。宣统期间有“大清宣统元年湖南瓷业公司”“大清宣统二年湖南瓷业公司”“大清宣统三年湖南瓷业公司”。

民国元年后不久，湖南瓷业公司就难以见到这种秀雅的底款了。仔细品味起来，宣统款识绝非一般人物所为，一定是精于瓷画书法的人。那么，他是谁呢?

　　在断代明确的宣统前后几年的瓷器上，常常可以见到一位自号“亦园”的书家。他作秦砖汉瓦的古文摹写或为人题画，只是他本人从不作画，似乎沉迷在书法的世界中。他的字体与书写规律同湖南瓷业公司宣统年款识十分一致，其他人的书法则不具备这个突出的特点。从数件当时的作品来看，发现“亦园”常为一位号“趣庵”的画家题跋。趣庵，名字叫齐番，瓷业学堂毕业，留在湖南瓷业公司从事彩绘，是张晓耕的高足。民国成立后不久，大约因为瓷业公司长期亏损，经济状况不景气，而离开了醴陵。

　　事有凑巧，新近发现的一件景德镇瓷器上出现了“趣庵”的山水画，题画人又是“亦园”。这件器物底款为“江西瓷业公司”，出产于民国4年(1915年)。这就是说1915年，“趣庵”和“亦园”同在景德镇。亦园的书法依然秀雅，同在醴陵时一样，他的书体与湖南瓷业公司“大清宣统年”款识如出一辙。从亦园德所有作品来看，书法似乎曾习过赵梦頫，有宋元的气象，这个特点也与湖南瓷业公司“大清宣统年”款一致。从时间段上来看，亦园至少在1915年以前离开了醴陵，而湖南瓷业公司也恰巧从此没有了这种书体风格的款识。亦园应当是景德镇从事或者练习过写款的人，否则不可能写得一笔如此好的正规楷书底款。同时，湖南瓷业公司也难以在短短的时间内突然培养出自己的熟练的写款工。

　　综合以上迹象，亦园极有可能是湖南瓷业公司在光绪末年从景德镇聘请的写款人。

　　湖南瓷业公司改组后，出现了“湖南模范窑业工场”款识，以隶书居多，基本沿用了从前的格式，书写端庄，但从写款技法和风格上看，不及湖南瓷业公司在宣统年间的款识那样专业。

民国初期有“洪宪元年”款。此外还有学校及画师的姓名款如：“大清宣统二年湖南瓷业公司罗正五制”等。又有作坊款“湖南模范窑业工场造”“台田”“台田讲习所造”“长沙台田”“长沙台田瓷业讲习所谨制”。还有横写瓶口款识等等。款识有双圈和无双圈两种，多为楷书，也有隶书的。

湖南醴陵的陶瓷怎么样，收藏价值如何？

醴陵是株洲的一个县级市，综合实力居湖南省县域前四强，醴陵盛产陶瓷、花炮，是“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花炮之都”。

瓷器文化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英语里中国和瓷器都是“CHINA”，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瓷器在世界的影响有多大，瓷器是中国古代人民的伟大发明。

醴陵是一座古老而充满现代气息的城市，是举世闻名的釉下五彩瓷原产地，醴陵陶瓷差不多有两千年的历史，自古就有“天下名瓷出醴陵”之称，因此醴陵也有瓷城的美誉。

如今醴陵瓷器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中南海、毛主席纪念堂，而且出口世界各地，醴陵瓷器的瓷质细腻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使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