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陀罗文明史》（孙英刚、何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2月）是中国第一本有关犍陀罗历史与艺术的通史书。笔者认为，犍陀罗文明与中华文明息息相关，研究犍陀罗文明有助于了解中华自身文明的特征和发展轨迹。浙江大学历史系孙英刚教授就此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孙英刚

随笔：您多次表示犍陀罗是佛教的发祥地，研究犍陀罗有助于您更好地了解中华文明本身的历史背景和佛教的发展。您如何理解犍陀罗文明在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中的地位？

孙英刚：首先我要强调的是，我下面所说的一切很可能是一个“非幻想”的想法，是从佛教的发展历史角度出发的。曾经有一本书叫《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我们并不是对佛教来自印度的说法提出质疑，而是恢复一段复杂历史的一个被切断的分支（或主干）。 —— 这些树干或树枝已经丢失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留下的记忆不断被抹去，留给我们的只是碎片化的信息。

我最初的动机是研究中国佛教的历史，了解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历史。中国佛教的历史只有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中才能看得更清楚，所以我们不能从白马寺的马开始。在西方佛学研究的早期阶段，他们想象出一种“纯粹”、“原始”的佛教。按照这个观念，佛陀创立的清净圆满的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与各地的文化元素和“迷信”相结合，呈现出新的面貌。 —— 然而，很少有学者这样解释基督教从耶路撒冷到欧洲的传播。因此，早期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行求法、将佛经翻译成中文，以期找到有关“原始”佛教的信息。直到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汉学家之后，他们才开始强调在中华文明的框架内研究汉传佛教。

一成不变的佛教真的存在吗？它根本不存在。佛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思想和信仰体系—— 佛教的生命力就在于此。就连释迦牟尼也反复强调无常是普遍规律，事物是无常的，一切法也是无常的。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佛教要想保持生命力，就必须始终是新的思想体系，坚持无常的基本精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把佛教的历史描述成线性的或颓废的历史，是对历史的幼稚误解。

佛教在亚洲的兴起和传播，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这也是了解东亚文明基础的起点。由于佛教在公元前4、5世纪就作为印度教的异端开始传播，所以佛教直到佛陀涅槃后5至600年才传入中国。传说如师舍利。可以说，佛教出现后传播得非常缓慢，但为什么佛教在公元2世纪，即佛教诞生后5至600年的时候，突然在中国发展兴盛呢？犍陀罗是其中的关键。

公元2世纪，贵霜帝国成为中亚的一个庞大帝国。它的出现消除了众多政治势力造成的沟通障碍，为不同文明和传统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更好的环境。贵霜王朝的统治者库朱拉·卡德皮斯和迦腻色迦一世大力弘扬佛教，导致佛教在中亚和印度西北部以及中国迅速发展和复兴。佛教的兴盛也促进了犍陀罗艺术的繁荣。由于佛教的传播和商业贸易的频繁影响，许多贵霜人进入中国，定居在洛阳等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据史料记载，洛阳至少有数百名贵霜人，其中大部分应该是佛教弟子。

贵霜时期是佛教的一个重要时代的到来，佛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乘佛教兴起，佛像出现，阿弥陀佛信仰、净土思想、弥勒信仰等在佛教中并不存在。佛教盛行。它成为后来佛教的基础，为佛教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贵霜人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这里是丝绸之路的根据地，也是世界佛教的中心。与此同时，希腊文明的特点被深深地融入到佛教中，佛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仅包括佛教造像的外观等艺术风格的变化，还包括教义的变化。与佛陀一样，形象从人类导师转变为神圣世界的全能统治者。

如果再加上犍陀罗和贵霜的历史，佛教的历史、中国的历史、甚至丝绸之路的历史可能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信仰之路和思想之路，也是一条物质之路和贸易之路，更是一条大国征服与冲突之路。我们知道，如果仅仅依靠我们所知道的来解释这条道路，它是不完整的。例如，如果你读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一书，你不会发现任何佛教、贵霜或犍陀罗的踪迹。我们读得最多的就是粟特文的“——”。粟特的近代史凭借着精力和热情，迄今为止被忽视的历史信息被恢复了。

本报：您认为佛教发生了哪些变化，使其成为这里的世界宗教并传播到中国？

孙英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犍陀罗是佛教的飞天田地。也许汉魏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最大部分来自犍陀罗。在犍陀罗，佛教经历了革命性的发展和重塑。这包括佛教造像的出现、菩萨概念的兴起、救世主概念的加入、佛经成文的形成、佛教传记和佛陀生平故事的兴起、重新设计、 ETC。形成于犍陀罗的佛教是一种更加世界化的思想和信仰体系，包括接近帝国意识形态的政治意识形态。

犍陀罗文明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犍陀罗地区。其影响范围超出了康宁地区，进入了塔里木盆地。总体而言，犍陀罗文明输出留下的痕迹主要有两个：犍陀罗佛教艺术风格和卡鲁文书写的佛教和世俗文献。真实的历史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尊真正的佛像是在犍陀罗“发明”的，同时第一部真正的“纸”佛经也是在犍陀罗创造的。

从后者来看。虽然释迦牟尼佛于公元前六世纪涅槃，但他的教义主要是口头传播的，没有书面文献。犍陀罗地区是世界上佛经最早出现和使用的地区。佛经的书写与犍陀罗语有着密切的关系。贵霜帝国鼓励佛经和文献的书写，留下了大量的口头佛经。这促进了犍陀罗语的发展和繁荣。犍陀罗语也成为早期佛教经典的重要书面语言。也可以说，佛经的原始语言是犍陀罗语，而不是梵文。例如，早期汉语中翻译的佛教术语，如“昙无德”、“菩萨”、“毗耶罗”、“沙门”、“佛陀”等，显然都是源自犍陀罗。新发现的犍陀罗佛经、碑刻，以及对佛典起源和语言传承的研究，都表明早期中国佛教所接受的佛典主要起源于犍陀罗。

中国的佛经翻译始于公元150年左右，可以说，中国的佛经是从犍陀罗翻译过来的。贵霜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犍陀罗口语或卡鲁文字是宗教传播的语言媒介，类似于中世纪欧洲的拉丁语。在梵文和婆罗米文取代犍陀罗之前，梵文是传播佛教的重要媒介。新岛真司教授最近对犍陀罗佛教和大乘佛教的研究表明，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的梵文经典实际上已经梵化了数百年，包括错误的倒置、添加和插入，原来是梵文化的经典，带有。这些梵文手稿写于11 世纪至17 世纪之间，并非原始文本。朝代）是最接近原文的文献，也是研究人员应该做的。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资料，这些资料为今后的研究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犍陀罗佛教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佛陀形象从人类导师转变为无所不能的至高无上的神灵。佛像初现身后，就被赋予了神圣的属性。文学艺术中的佛陀本质上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是神圣的，是佛教界的至高精神导师和仲裁者，具有难以想象的神通、智慧、神通，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真实存在”，他也是一个人。佛陀解释说，迦牟尼人在公元前566年左右到公元前485年左右居住在印度北部的中部地区。无论怎样的历史解释，它都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空，其意义和神圣性必须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得到解释和阐明。这两种属性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座可以通过文字、雕塑、壁画让观众理解和接受的释迦牟尼雕像。

事实上，佛教作为一个概念是无神论的。把释迦牟尼当作神是很奇怪的。我非常怀疑，贵霜统治者铸造钱币的时候，也存在过关于释迦牟尼是否被视为神的理论上的争论。用硬币。

迦尼沙卡金币，上面有一尊佛像。正面刻有“迦尼什卡，万王之王，贵霜王”的铭文，反面有一尊希腊式无所畏惧的佛像，右侧有一尊迦尼沙卡的铭文。很明显，佛陀和迦西卡硬币上描绘的其他神一样，已经被视为神。

早期佛教反对造佛像。虽然历史上有乌坦王造吉祥佛像的记载，但早期佛教思想并不认为任何外观或风格足以描述佛像。一个超越轮回并获得最终解脱的人。《增一阿含经》说：“我不能创造如来的身体。”“我不能触摸它，我不能说短或长的语言。”而且，印度没有制作圣人和伟人雕像的传统。影响佛像制作的文明因素可能有多种，首先是希腊文明，但也有伊朗、草原等不同文明的因素。关山真经教授等极端教授将佛像的出现与贵霜民族身份联系起来，认为佛像的出现与印度的文化传统无关。

右手放在胸前的佛像，拉合尔博物馆。他的姿势和手势与来自小亚细亚的希腊基督徒基督非常相似，可能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富歇认为两人是来自希腊萨波克勒斯的“表兄弟”。

尽管犍陀罗和马图拉之间存在争议，但至少犍陀罗地区形成的佛像在中亚和东亚地区得到了接受，并结合当地的文化元素和审美情趣，现在普遍认可的佛像可以说是已开发。这是文明的奇迹，是多种文化传统协作的结果。具有浓郁希腊罗马风格的犍陀罗佛像被称为“希腊化佛像”或简称“阿波罗式佛像”，一般认为背光佛像源自阿波罗。在中国早期佛教造像中，仍能看到犍陀罗佛像的影子和痕迹，如赵建武四年（公元338年）的鎏金铜坐像。

立佛像，鎏金青铜犍陀罗风格，公元三世纪末，藤井邻堂，日本。

犍陀罗所定的三十二相是佛像必须遵守的基本条件，如“双手合膝”、“眉间白发”等。有各种文明的影响，比如佩科，可能来自伊朗文明传统。一些特殊风格的佛教造像也可能显示出文化交流的痕迹。比如卡皮蒂地区的火肩佛。这尊肩部喷出火焰的佛像可能吸收了国王的形象和象征意义，并且可能使用与描绘君主相同的技术来描绘佛陀。这种佛教造像风格盛行于四、五世纪，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最早传入中国的犍陀罗佛像，多为带有火焰和背光的卡必达风格，如新疆拜城县克孜尔石窟（第207窟壁画）、吐鲁番白斯哈尔千佛洞（第3窟）等。做过。鄯善吐峪沟石窟壁画中可以看到火肩佛像。后来成为东亚地区重要的佛教造像风格。这种风格的起源可以归因于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

卡皮塔风格佛像，现藏于集美美术馆。

犍陀罗佛教艺术吸收了来自不同文明的众多符号、概念和神灵，创造了其世界性的外观和特征。佛教造像释迦牟尼和梵天本来是印度教的神，但在佛教中他们供奉的是佛陀，而带有民间宗教特征的巴那伽沙和吉吉姆则是印度和希腊概念和艺术形象的混合体。本生故事。纳迦或“龙”在佛教故事中作为佛陀的崇拜者或异教的象征出现，希腊风格的装饰、建筑和神灵经常出现在各种佛教艺术中。金刚杵作为佛陀“守护者”的形象源自古希腊大力神大力士。其他风神、海神等都在犍陀罗留下了踪迹，并通过他们传播到东亚，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龟兹壁画中描绘的大量裸体人物与希腊人对人体之美的捍卫有间接关系，而北齐大臣徐贤秀墓出土的戒指，克里斯的身影清晰地描绘出来。 （钻石神）。

特洛伊木马，犍陀罗浮雕，大英博物馆。

手持金刚杵，囊肿浮雕，亚洲艺术博物馆，柏林。佛陀和大力神般的侍卫，左手持金刚杵，右手持拂尘，沿路行走，仿佛在保护佛陀。

拥抱金刚神。克孜尔第77窟的壁画是公元5世纪佛陀第一次转法轮的场景的一部分。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报》：您说过，中国流传的许多佛陀生平故事和佛教传记很可能是犍陀罗创作的，但这些故事表明犍陀罗是佛教的一个独特的中心。我认为这是一场试图改变犍陀罗运动的一部分。创建一个。能详细说明一下吗？时间。此外，其背后是否有您最常讨论的想法、信仰或政治含义？

孙英刚：首先我们来说说佛陀的一生。

《释迦牟尼一生故事》（《大般涅槃经》，称幡）记载了释迦牟尼在过去的轮回中修行菩萨道的所作所为。优点。佛陀的本生故事有一个不断增长和建构的过程。尽管历史上的释迦牟尼可能从未到过犍陀罗，但他一生的许多故事都发生在那里。这些佛本生故事虽然在印度并不流行，但却是犍陀罗佛教艺术的重要题材。犍陀罗也是许多故事的发生地，如奎因王献眼、悉碧王割肉换鸽子、摩诃萨太子冒着生命危险喂养鸽子等，作为一个地区都有明确的记载。供奉虎头的故事、月光王的故事（在塔克西拉特别流行）、三叶大人的贾特故事、相马蛇的贾特故事等。中国著名高僧法显、玄奘等西行求学的僧人，留下了许多关于佛陀一生中发生的“神圣奇迹”的记述。圣物、遗物是一个地方成为宗教圣地的重要基础。虽然佛教并非诞生于犍陀罗，但犍陀罗后来成为佛教新的中心。对于犍陀罗，尤其是贵霜帝国的统治者和人民来说，“创造”犍陀罗当地文物具有重大意义。他的思想和宗教观念或许与迦尼迦一世将佛钵从佛陀故乡带回都城布鲁三郎的逻辑是一样的。

这些故事的主题，如思必王屠鸽贸易、摩诃萨舍生喂虎等故事主题，对中国佛教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布施也是东亚佛教艺术的重要主题。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发生在苏其多王国（斯瓦特地区）的思必王杀鸽交易，摩诃萨舍身喂虎的故事在中亚和东亚地区广为流传。没有关于此主题的文档或图像。对喜多良法昭译本《菩萨投身（饴）饿虎起塔因缘经》等中国文献记载的分析也清楚地表明，这是犍陀罗当地的故事。即使在法显——年的时候，法显到达犍陀罗的时间也晚于法显。《历国记》 ——在犍陀罗地区至今仍在流通，圣物仍保存供人们朝拜。佛教传入中国后，舍生喂虎成为中国佛教艺术史上非常流行的本生题材。新克孜尔洞窟到处都是人们牺牲自己喂老虎的壁画。敦煌莫高窟共有15幅舍生喂虎壁画，其中最古老的是北魏第254窟。奈良法隆寺的玉虫料理图（飞鸟时代早期，七世纪中叶）也描绘了喂老虎的牺牲。 2008年从南京长连寺地宫出土的金色景泰蓝阿育王塔（建于1011年）也有舍生喂虎的形象。这个主题其实可以说是犍陀罗的贡献。

湿婆本生(Shiva Jataka)，大英博物馆，片岩浮雕，2-3 世纪。

另一个非常著名的佛本生故事《善财本生》也发生在犍陀罗。最早的圣经汉译本是十六国时期的圣鉴译本（《须大拿太子经》卷3）。在这部经文中，善陀那是杰波王国湿婆王的儿子。夜波国土是犍陀罗。公元《大正藏》年，玄奘不厌其烦地描述了与犍陀罗地区善财王本生故事相关的“圣物”。犍陀罗(Gandhara) 瓦鲁沙(Varusha) 城北面有佛塔(Stupa)，是净饭王(Sudhana) 的住所。昙延山亚用父亲的大象布施婆罗门，瓦鲁沙城东门外有一座佛塔，婆罗门向善王子乞讨后，将自己的儿女卖掉。瓦鲁沙至丹塔卡，“相距三十二里多。”“山峦起伏，波涛汹涌。”这里是王子向婆罗门施舍子女的地方。

佛陀在犍陀罗一生的故事最突出的两个特点是： 一是强调布施的重要性。 —— 在大乘佛教中，除了苦行之外，布施和布施也是我认为的修行方法。这实际上为商人等更多的社会阶层打开了大门，但这也可能反映出佛教的兴起与丝绸之路贸易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其次，犍陀罗佛的故事显得更加悲壮和悲壮。既悲壮又英雄，往往涉及捐头、捐眼、舍命喂虎。这可能反映了当时宗教狂热的景象，或者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受到中亚草原传统的影响。

我们再看看佛教。

几乎所有的宗教都致力于传教工作，正如基督教大力描绘耶稣的一生、佛陀的一生经历、诞生、成道、教义和涅槃作为神圣历史的一部分，并花了大量的精力来描述先驱者的事迹。世界。它是佛教的精髓，是了解佛教精神的重要线索。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佛教故事在犍陀罗佛教浮雕中占有重要的比例。

佛教的故事很难重构，但事实证明，历史上释迦牟尼的主要活动区域就是今天的印度东北部，虽然也有一些地区是犍陀罗明显局部化的发展，但也有新的发展。例如，著名的释迦牟尼在斯瓦特河上游降服龙王阿帕罗拉，经常造成河水泛滥。《大唐西域记》说事情发生在“月氏王国”，《圣经》更具体地说事情发生在武昌，也就是斯瓦特。玄奘《大智度论》有最详细的记载，可以证明这个故事实际上是犍陀罗当地的故事。犍陀罗境内有不少释迦牟尼、金刚乘降龙王阿波罗的浮雕，与玄奘的描述十分吻合。除了斯瓦特龙王之外，玄奘还记载了塔克西拉龙王金刚顶礼佛的故事。

大英博物馆里的《征服龙王阿波罗》。

佛教故事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主题是潘奇卡和哈利蒂神夫妇（在中国文学中也被译为“魔母”）。 “鬼母”这个名字早在西晋经典的译本中就已出现，因此在中国佛教文献中也频繁出现。在魔鬼成为佛教神之前，他没有出现在早期印度文学中，也不是印度教或耆那教的神。亡母雕像最早出现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数量众多。从这些证据来看，鬼母信仰可能是犍陀罗地区当地流行的一种信仰，后来被纳入佛教自己的神系之中。据佛经记载，佛陀救度魔王及其母亲的地方是在王舍城，但玄奘在《阿育王传》中记载： “塔。释迦牟尼如来就是在这里化化魔母母子，使他们不再伤害他人。所以，这是祈求继承人的国家仪式。”据玄奘记载，而母亲则在犍陀罗，释迦牟尼所在的地方如来化魔子。而且，玄奘到达那里的时候，仍然有去圣地寻子的传统。也许这也是犍陀罗圣地再生运动的一部分。事实上，早在公元1世纪，犍陀罗和大夏地区就出现了鬼母的形象。

最值得注意的是岚传佛的预言。兰电佛预言发生的地方并不是佛陀的故乡，而是位于现在中国文献中的那智王国贾拉拉巴德（——那智王国）。因此，这里是佛教圣地。岚电佛的预言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佛陀一生故事的结束，也是佛传故事的开始。故事的主人公年轻的书生虽然只是佛陀的前世，但按理说，通过丰明佛的预言，他已经正式获得了未来成佛的神圣性和合法性。历经千辛万苦，他转生为释迦牟尼太子。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佛陀生平故事经常出现在犍陀罗佛教传记中，并常常成为佛教传记的开端。他转世，累积功德，投生于摩耶身。摩耶夫人生下释迦牟尼后，开始了佛教的伟大事业，改变了众生的命运。只有通过佛陀的教诲和说法，一切众生才能获得解脱，脱离六道轮回。而这一切，还要从火热的邓小佛的预言说起。

佛燃灯预言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具有重要地位，犍陀罗保存的本生浮雕数量惊人。奇怪的是，这种佛教艺术主题在印度本土非常罕见，但在犍陀罗地区却大量存在，尤其是贾拉拉巴德和卡佩什。由此可见，兰电佛预言释迦牟尼菩萨的观念和信仰在这一地区十分盛行。佛陀授记的概念被认为与犍陀罗地区佛教的重塑密切相关，同时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佛教的中心从印度中部传播到印度。犍陀罗和中亚其他地区的迁移也带来了新的观念和艺术形式，其中包括冉电佛的预言。岚电佛的预言思想和艺术形式是犍陀罗地区的发明和创新，是佛教在该地区的新发展。

佛教经典中邓腾谶语地点也被比喻为贾拉拉巴德地区，玄奘时期称为那哈拉哈拉。玄奘西行求法时途经此地，并描述了与火焰邓小佛预言有关的各种神圣奇迹。《大唐西域记》卷二记载，那伽罗茹王国首都以东两里处，有一座高三百余尺的宝塔，是佛陀登登授记佛陀的地方。玄奘绕塔行礼，瞻仰。南边有一座小佛塔，书生们过去常常把头发藏在泥里。还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源自犍陀罗的观念和艺术主题传入中国后对中世纪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北齐文宣帝也曾使用过这一观念。相信邓小佛的预言，为自己做政治宣传。

喀布尔博物馆艾娜克出土的佛陀预言浮雕。

随笔：他说犍陀罗是四五世纪佛教僧侣西行朝圣的中心，并多次提到布尔沙布罗的佛碗，但这个佛教圣物背后的思想背景是什么？是一种反思吗？还是有历史背景？为什么四、五世纪出现了西行参观佛碗等佛教圣物、舍利的风潮？是吗？

孙英刚：2014年，印度要求阿富汗政府归还放置在喀布尔博物馆门口的佛碗。这种佛碗在19世纪被重新发现，引起了英国学者Alexander Cunningham等人的注意。 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拉下令将其转移至阿富汗国家博物馆保存。塔利班掌权后，许多佛教文物被毁，但由于这些文物上有伊斯兰铭文，灾难才得以避免。据中国历史记载，佛碗于公元2世纪上半叶被贵霜王迦尼什卡从毗舍离或华氏子城盗至贵霜都城普鲁沙普拉（Purushapura）。这也是印度要求阿富汗归还的“历史依据”。

佛碗，高约0.75米，直径1.75米，重350-400公斤，阿富汗博物馆所藏。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入口处的佛碗底部有莲花图案，但外部刻有六行伊斯兰铭文，据信是穆斯林后来添加的。

供佛碗，以弥勒菩萨为中心，公元3-4世纪，东京国立博物馆。施舍与弥勒菩萨有关。

这一消息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但在中国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应。今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一圣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对中国宗教界和政治界产生着重要影响。东晋兴宁三年（365年），襄阳人西赤赤给名僧道安写信如下： “下，师尊洪范变玄。”他说的是行动。神圣的佛碗。

佛钵传入普茹舍后，犍陀罗逐渐成为佛教中心，至少到了四、五世纪，以佛钵为中心的犍陀罗已成为僧俗的主要佛教中心。该地区保存的众多佛教寺庙遗址足以证明这一点。事实上，当法显到达印度时，西域佛教的繁荣程度就已经超过了印度本身。中国魏晋南朝时期史料中出现的“建宾”（《大唐西域记》等）指的是犍陀罗地区，而不是现在的克什米尔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犍陀罗据说“多圣人，屡为师，通经经，禅宗深”，舍利众多。那里保存着佛陀的遗像。最高的佛教建筑克里塔也是如此。这一时期，许多圣经翻译家都来自这一地区。在印度本土，佛教衰落了。因此，许多西行的僧侣前往犍陀罗圣地求学，然后返回故乡，而不是继续渡过印度河。

大多数学者都知道，北魏熹平年间（516-517），刘景惠被赞誉为“月光童子”。隋朝时期，纳里安提日雅舍重新翻译了《大唐西域记》，将隋文帝描述为月光童子的转世。还预言佛钵将从布鲁沙布罗经舒勒到达隋。当然，最后并没有发生，当玄奘到达佛钵时，佛钵已经被拿走了。

随笔：我相信您已经明确了“菩萨”作为犍陀罗佛教的核心概念，但是您如何理解佛教发展史上的“菩萨”以及相关概念和艺术主题呢？

孙英刚先生：佛教从本土信仰向世界宗教的跨越，与它在犍陀罗地区的重塑和发展密不可分。佛教在犍陀罗地区可以说发生了全面的、革命性的转变。这种变化常常被学者称为大乘佛教的兴起，小乘佛教成为主流。这一主流沿着丝绸之路向东进入中国，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形成了东亚文明的重要意义。严格来说，佛教在犍陀罗地区的新发展，对包括艺术创作在内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是犍陀罗艺术出现的历史背景，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背景下，菩萨作为一个中心概念出现了。

起源于犍陀罗的大乘佛教的核心信仰和理念，从追求个体自我救赎转向推动普渡众生。后来以此为标准，求自解脱之道称为“小乘”，普度众生之道称为“大乘”。这也对佛教本尊体系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寻求自我解脱的上座部佛教将佛陀视为个人导师，而不是全能的上帝。然而，在大乘佛教体系中，佛陀是至高无上的本尊，是来世的最高统治者。犍陀罗艺术的主题是释迦牟尼成道后，本想自行涅槃，但被梵天劝说放弃自我救赎，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故事。有很多浮雕描绘这一点。他怀着帮助一切众生脱离六道的宏愿，向一切众生说法（第一次）。 （转动法轮）。换句话说，你不仅要成佛，还要救度一切众生。

大乘佛教的核心观念最能体现在“菩萨”观念的出现上。也就是说，菩萨信仰是大乘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基本上，菩萨和佛是密切相关的概念。成佛必须依菩萨行而成就。 “菩萨”是犍陀罗佛教最重要的创新概念，可以说是犍陀罗佛教与原始佛教的重大区别之一。菩萨的本义是“具有觉悟能力的人”。释迦牟尼王成道后，被称为“佛”，意思是“觉者”，菩萨是指尚未成佛但具备成道条件的人。菩萨可以成佛，但他们会放弃或推迟涅槃，而留在世上救度众生。一般来说，“菩萨”的概念据说在公元前左右就已出现，据说“发菩提心，行菩萨行，求无上菩提”，宣讲“庄严无上菩提”。佛果与菩萨大行。”是有分别的。在“求成罗汉”的古老传统中。但并无历史资料证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过激烈的竞争或冲突。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进而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东亚地区的菩萨崇拜达到鼎盛，成为东亚宗教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佛教教义中，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流沙到异国他乡弘扬佛法的高僧被称为菩萨。他们所秉持的就是这种化生求菩提的精神。丝绸

之路上流动的，除了香料、贵金属、奢侈品，还有佛陀的教诲。来自犍陀罗的高僧们抱着拯救世人的理想，进入新疆、敦煌、长安、洛阳、邺城，忍受自然环境的恶劣和文化的挑战，希望能够用佛法拯救众生。贵霜人竺法护世居敦煌，他来中土的目的就是宣传佛法，“志弘大道”。时人都称他为“敦煌菩萨”，他也自称“天竺菩萨昙摩罗察”。或许这就是犍陀罗文明的核心精神和理念。 在贵霜时期，菩萨在佛教和政治宣传中的作用突出出来。菩萨的地位被抬高，随之而来的，菩萨像出现，成为犍陀罗佛教艺术极为重要的表现主题和描述对象。菩萨像的诞生很可能比佛像晚。在菩萨像中，作为救世主的弥勒（Maitreya）菩萨也出现了。一般观点认为，犍陀罗地区是弥勒信仰的中心。弥勒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被赋予了极端重要的地位。弥勒和转轮王的关系也变得重要起来。带有“重生”意味的弥勒和带有“入灭”意味的涅槃，成为犍陀罗佛教艺术重点描述的对象。在犍陀罗的菩萨像中，绝大多数都是弥勒菩萨像。 弥勒立像，大都会博物馆。弥勒菩萨装扮如贵霜时代的王子。 1980年，今斯瓦特地区（乌苌国，Udyāna）的一处佛塔遗址出土了乌苌国国王色那瓦尔摩（Senavarmā）于公元14年留下的犍陀罗语金卷，里面就提到了弥勒。弥勒作为佛教救世主以及未来佛，出现在贵霜君主迦腻色迦的钱币上。迦腻色迦钱币上的弥勒，是结跏趺坐的形象，戴有耳环、臂钏，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持瓶，周围用希腊字母写着“Metrago Boudo”（Maitreya Buddha，即“弥勒佛”）。值得注意的是，迦腻色迦钱币上的弥勒，虽然造型是菩萨，但被称为“佛”。这反映了弥勒的双重属性，一方面他是菩萨，但另一方面，他是未来佛，将在未来继承释迦牟尼的志业。迦腻色迦钱币上，除了有弥勒造像，也有佛陀造像，可见两者是同时并存的。既然弥勒的形象可以被铸造在钱币上，也说明了至少在迦腻色迦统治时期（2世纪），弥勒信仰已经取得了广泛的认同和王权的支持，至少在迦腻色迦时代，弥勒作为未来佛的观念，已经非常流行了。弥勒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正因为如此，他跟佛教理想君主转轮王的关系也变得极端重要。迦腻色迦、梁武帝、隋文帝、武则天等，都在自己的政治操弄中利用弥勒信仰和转轮王的关系作为理论武器。 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的米南德一世、贵霜的迦腻色伽，在佛教典籍中往往被描述为佛教转轮王。这一时期，佛教不但具有宗教信仰的性质，应该还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弥勒崇拜显然是贵霜佛教的重点之一，这一点原始印度佛教并不具备。佛教的救世主跟其他宗教不同，佛教的释迦牟尼佛并不具备救世主功能，而普渡众生的救世主是未来佛弥勒。弥勒信仰传入中国后，成为重要的指导政治社会改造运动的理论，引发了数百年的政治狂潮。但是七世纪之后，中土的弥勒巨像雕刻衰落了，弥勒的地位下降，阿弥陀佛和观世音的地位上升，显示了佛教从政治世界退出的痕迹。 在犍陀罗美术中，有大量关于供养、持戒、智慧、解脱的主题，几乎贯穿整个犍陀罗艺术体系。佛教虽然在犍陀罗衰落下去，但在东亚却牢牢站稳了脚跟。与其有关的宗教、文化和艺术，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包括洛阳、长安、大同、敦煌都生根发芽。佛光照耀之处，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文明传统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成为文化遗产，留存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