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创业史读后感1000（创业史读后感1000字）

创业史读后感1000：选择创业史读后感1000好吗？

创业史读后感1000

早年走在旧书摊上，遇到一些奇怪的纸片。如果价格不贵，我随便买了很多。现在我发现偶尔翻一翻很有意思。今天，让我们来谈谈这些纸片。它们看起来像一个顶部敞开的大信封，正面印着一张表格。表格上的一行字说明了它的用途：——“产品成本支付记录和原始凭证汇款本”。信封背面还有表格，分别是“销售成本计算表”、“书刊成本完整清单”和“成本分析”。

我不记得是哪一年买的。我只看了一眼表格上的标题—— 《鲁迅作品选》 《红日》 《我们播种爱情》 ——就付了钱。我主要去了《红日》。小说《十七年》是我搜书的一个小话题。这些小说有一个精辟的总结，似乎是出版社编辑们的创意：“三红一创，青山绿林。”“三红”指《红日》 《红岩》 《红旗谱》，“一创”指《创业史》，“绿山护林”指《青春之歌》 《山乡巨变》。除了以上八个字，我自己还编了一首顺口溜：“三花一铁，新仇大野。”“三朵花”是《保卫延安》 《林海雪原》和《苦菜花》，“一铁”是《迎春花》，“新敌之美”是《朝阳花》 《铁道游击队》。当然“叮当”可以编辑下来，比如《新儿女英雄传》 《敌后武工队》 《艳阳天》 《野火春风斗古城》 《上海的早晨》 《暴风骤雨》 《三家巷》 《小城春秋》等等。

现在，我正在整理这些信封，却发现里面有一些发票和收据。以1963年11月版的《烈火金刚》为例，即“稿费缴款单”(864元)、“交道口装帧厂”(装帧《晋阳秋》 30015册，2787.19元)、“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草原烽火》封面制版费，268.08元，环衬，45.96元。此外，还有一批“中国青年出版社采摘券”。这些文件上的技术术语，如“纸型”、“装版”、“油墨费”、“90苏道林”、“镀版”、“铜板焊”、“挖换字”、“全版装版”、“开山屯150克”、“印刷费”、“锌版”、“版面”、“母型”、“反型”等。我有。

交道口装订厂1963年11月版《红日》付款票据及发票

《红日》第一版由中国青年学会于1957年7月出版，定价1.6元，印数4.5万册，由吴金领设计。第二版于1959年出版，作者吴强著有《修订版序》。到1962年3月，《红日》已经发行了82.7万份。这个六位数的大数字在今天听起来是天文数字，但当年却没有排名，比百万“梁鸿”《红日》 《红日》差了一档。当然，《红日》终于突破百万大关。《红岩》成本单我有两份，一份1963年11月是300015份，另一份1965年7月是20020份，两次加起来是5万份，加上其他省市出版的《红旗谱》。大部分印数百万的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1963年、《红日》年被拍成电影。应该强调电影对小说的推动吗？

除了数量惊人的天文数字外，当年手稿的高昂成本更是引人注目。难怪家庭人均收入12元，算入贫困线，年轻作家刘绍棠高喊“争取3万存款！”有争议。一本书的成本就能买到四合院，也是那个时代作家的梦想和现实。我的小男孩来自那个时代，知道家里一直缺钱，他妈妈每个月要付60块钱养5个孩子，20块钱请保姆。远在青海的父亲，收入92元，每月往家里寄六五十元。邮差说：“潘谁，拿邮票来！”当我们在门外大喊大叫时，我们知道父亲已经寄钱了。秋天，屋前的葡萄成熟了。当我们赶上邮递员送汇票时，我们会邀请他吃一堆。邮递员是我家的财神。

仍以1963年11月版《红日》为例吧。稿费“864元”是这么计算出来的：“稿费字数”是384000字，“千字稿费”是15元，两者相乘为5760元，5760元再乘15%，得出864元，即吴强《红日》这回所得稿费。1963年11月版的《红日》是1959年“修订本”以后的第十六次印刷啦，如果按本次“字数稿费”864元的算法，《红日》的十六次印刷，吴强所得仅为13824元，似乎少了点吧。听说五十年代后期稿费制度有过变动，这我就不清楚了，我记得最牢的是作家们“一个字三分钱”。

接下来说说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此书1957年10月由中青社首次出版，定价1.2元，印30000册，温勇雄作插图。我手里保存的《我们播种爱情》“产品成本凭单汇册”为三个，分别是1958年5月的“平装本”（定价1.2元，印数25015册）、6月的“精装本”（定价1.6元，印数5020册）和8月的“普及本”（定价0.5元，印数70020册）。

《我们播种爱情》产品成本凭单汇册

这里插一句，印数为啥精确到个位呢，原来后面的“15”“20”册是付给作者的样书，刨去样书，印数还是整数的。当然这是出版社核算成本的算法，真正落实到版权页的印数，还会是整数的。前述1963年11月版《红日》，“销售成本计算表”明确写着“样书”15册，“销货”30000册，“结存”0册。不说别的，单是30000册一售而空，也够让今天的出版社心跳眼热的了。

《我们播种爱情》平装本的稿费是4498元1角3分。我前面说了，五十年代后期稿费计算方法有了变动，这张稿费支付单即为例证，“千字稿费”标准仍为15元，而“稿费字数”239900字远少于《红日》的384000字，徐怀中却比吴强多拿了三千多元。显然六十年代的稿费标准远低于五十年代。换言之，吴强《红日》的稿费（1957年至1965年）也许呈“高开低走”态势，1963年的864元是个低点，因此吴强《红日》的全部所得不会是区区一万多元。

《我们播种爱情》平装本（1版2印）印了25000册，其中“10000册为第2个定额的二分之一计稿费”1799元2角5分；另外“15000册为第3个定额的四分之三计稿费”2698元8角8分，这样加起来是4498元1角3分。很显然，这个计算方法与《红日》不同。

精装本徐怀中所得稿费为899元6角3分，普及本所得为2518元9角分，“平精普”三个版本相加，徐怀中共得稿费近八千元。八千元在当时的城里买个四合院绰绰有余了吧。

上面所说两书，1963年11月版《红日》，出版社盈余6729元3角7分；《我们播种爱情》平精普三种出版社盈余分别是4855元8角3分、999元3角2分和2378元6角1分。有意思的是，徐怀中个人所得与出版社的利润相差不多。

想当年，一本书只是少赚多赚的区别，似乎还没听说过“赔本赚吆喝”的出版社。若说当年最大的赢家，非作家莫属，手握“双薪”（据说巴金是中国当代唯一靠稿费生活的作家）大笔一挥，分分钟就成“万元户”啦。想当年，“作家”是非常荣耀的职业和尊称，就算到了亿元时代的现在，我只不过出了几本小书，亲戚们依然带着旧时的观念称呼我“作家”，并以为我靠稿费早已富得流油，可见当年“一本书买一座四合院”影响之深远。

创业史读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