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创业史中最成功的人物形象（创业史中的人物形象）
创业史中最成功的人物形象,创业史的人物形象分析300字真的吗？
20世纪50年代初，在新中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新社会创造的重要时刻，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刘清决定离开北京，定居长安县皇甫村，从而开启了他创作生涯中非常重要的“长安十四年”。《创业史》，被文学史家视为“十七年”文学的重要里程碑，是他深入生活并扎根于这一时期人民的重要成果。由此，刘清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走上了与人民共进、共同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生活和创造道路。这种人生和创作道路的选择，无疑直接关系到刘清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深入理解。“新时代对作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更高要求，反映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的社会生活、日益激烈的生活矛盾和瞬息万变的客观形势。对于作家来说，在自己生活的时代，真的很难满足这种不被满足的要求。”和“只要我们这样考虑问题，就会明白，毛主席指出的唯一出路，——，必须到群众中去，到激烈的斗争中去，到唯一长久的丰富的生活来源中去”。不仅如此，刘清更加充分地认识到《讲话》精神对个人写作的重要指导意义，毛泽东同志交给我们的任务是熟悉和描写新的人物。也就是说，要求我们从事人的新思想、新意识、新心理、新感情、新意志、新品格的建设，用新品质、新道德教育人民。”它是张旭东所论述的“新人”与“新世界”互动成就的意义，也在多重意义上决定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题、笔法、可能的实践功能和现实意义。在为行进中的人民创造新生活的火热实践中，描写新人民与新世界的互动创造在20世纪50年代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创业史》的“主题”是基于刘清对他所处时代具体实际问题的深刻把握和高度概括。《创业史》小说是回答读者的问题：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中国农村，这场革命是如何进行的。答案应该通过合作运动中一个村庄中各阶级人物的行动、思想和心理变化来表达。这个主题和这个主题的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因此，梁家草棚园的“矛盾与统一”，下堡乡蛤蟆滩的“矛盾与统一”，乃至威远县的“矛盾与统一”，构成了这部作品的“核心内容”。已经完成的第一、第二部分，以及还没有完成的第三、第四部分，就这样构成了一个逐步扩大的宏大格局，最终以“新思想、新意识、新心理、新感情、新意志、新品格”展现出“新人”的不断涌现，宣告着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性完成.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重要命题，即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意识。从写的前两本书到策划的后两本书，需要与生活和现实一起前行，完成观念和情感的“转化”和“转化”的，不仅仅是梁、徐改霞、梁大豪、梁、郭振山，甚至还有威远县委的陶。“改造”这一概念的系统而复杂的过程，包含着具有20世纪50年代意义的重要精神内容。
在“旧社会”与“新社会”“旧观念”与“新概念”“旧情感”与“新情感”的基本视野中，《创业史》复杂而波澜壮阔的故事已经展开。“创业”不仅隐含着家庭和个人生活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它还承载着国家意义上的整体新社会和新生活创造的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爵位》中简述的梁三老人和梁生宝的20年，是旧社会致力于“创业”的穷苦人的血泪史。为了恢复父亲修建的三间瓦房，梁三、梁生宝父子三人呕心沥血。他们用尽了所有的力量和智慧，无法完成家庭事业，甚至生活每况愈下。直到全国解放，梁生宝才迎来了个人“重生”的重要时刻。1949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为了避免被拉成壮汉而逃到钟南山的梁生宝“不知从哪里跑回家”。”他笑着高兴地跳起来，喊着：‘解放——’“世界是我们的——”。此后，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梁生宝成为蛤蟆滩“党内”第二人。为了克服旧社会从未打破的“穷”与“富”的交替循环，从根本上解决了底层穷人生活的有序发展。接触到3000年来从未有过的如此大的变化，经历了新旧时代丁哥之变的梁生宝，很快就领会到了互助合作的意义。他已经失去了个人致富的想法，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蛤蟆滩的社会主义建设。
在梁生宝看来，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特定历史氛围下，实施“合作”的最佳方式，就是充分展示互助合作“单干”的优越性，吸引那些还在观望甚至采取对抗态度的人自愿加入互助小组。他一个人去几百里外的眉县买新稻种，带领大家在钟南山砍竹子，在上级安排的技术员指导下尝试新的水稻密植方法，都是在努力展示互助合作的优越性。虽然1953年富农姚世杰和富农郭石夫千方百计阻挠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但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盛宝互助集团密集种植的水稻，每
亩平均产量六百二十斤，接近单干户产量的一倍。组长梁生宝有一亩九分九厘试验田，亩产九百九十七斤半……”“这是活生生的事实——它不张嘴巴，自己会说话的。”梁生宝在蛤蟆滩，影响也超过了号称“三大能人”的郭振山、姚士杰、郭世富而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新人物。梁三老汉也在这一年冬天穿上了新棉衣，获得了此前大半生从未有过的他人的尊重。这位“一辈子生活的奴隶”，在1953年冬天，“终于带着生活主人的神气了”。梁家草棚院的矛盾和统一，至此以梁三老汉观念的转变暂时宣告终结。与社会的历史性演进相同的是，灯塔社的建立只是合作化迈出的关键一步，随着互助合作的不断深入，梁生宝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也自然逐渐扩大。他之所以经过思想斗争决定接受旧社会的兵痞白占魁加入互助组，就是充分意识到思想观念的转变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还是一个需要逐渐扩展的过程。仅有高增福、冯有万、欢喜的认同和支持是远远不够的，他要进一步发挥制度的优越性，有层次、有计划地逐渐改变梁大老汉、梁生禄、郭振山，甚至姚士杰、郭世富们……最终促进社会主义观念改造的全部完成。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整体意义有充分认识的柳青还意识到，不仅梁生宝和他领导的互助组需要在“事上磨练”，需要在解决不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思想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获得提升，基层的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方式方法，也需要在具体的现实情境中得到不断的完善和提高。这便是基层领导干部需要展开的“自我革命”。是故，在第二部中，除郭振山和梁生宝的“矛盾”不断加剧外，深入生活、贴近群众的县委杨副书记和不下基层、仅仅依靠文件材料工作的陶书记间的“矛盾”冲突也在不断“深化”。这表明思想观念的改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是需要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不断提高的。在晚年和女儿关于《创业史》中人物发展的谈话中，柳青曾明确表示:“干部队伍的建设对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相较于不犯错误却少有实际作为的陶书记，我们的工作最需要如杨副书记般“不断深入实际，紧密联系群众，灵活切实处理问题的干部”。他们和身处基层的梁生宝一起，共同推动着时代前进的步伐。《创业史》也因此包含着一时期精神观念转变的复杂寓意，是新的人物与新的世界交互创造的重要过程的历史展示，呈现出了这一时期社会观念整体转变的复杂性和重要意义。
作为“创造社会主义”的新的时代的“英雄人物”，在社会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过程中，党的培养对梁生宝观念转变的意义重大。而具体的生活经验，又每每使他能够比较准确地领会新的政策的努力方向及其现实意义。他也正是以此为基础，处理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问题的。包括他的情感选择，也有着值得注意的重要内容。那个可怜的童养媳不幸离世之后，在土改时期便喜欢他的徐改霞似乎很自然地进入了梁生宝的情感世界。详写这样一笔，柳青是有比较复杂的考虑，但他显然无意于让梁生宝和徐改霞的故事以类似传统小说“英雄”“美人”终成眷属的方式作结。他觉得他们思想观念上并不完全合拍。梁生宝一心要响应党的号召，做蛤蟆滩改天换地的重要人物，在互助组建设的关键时刻，他不愿也不能因个人的情感问题而影响到集体的工作，进而影响“党的威信”。他数次与改霞单独相处，却未能使二人的感情有进一步的实质性推进。这一日，他们在路上偶然相遇，“改霞柔媚地把一只闺女的小手，放在生宝‘雁塔牌’白布衫的袖子上，轻轻地、轻轻地说:‘你还生我的气吗?那一回在黄堡桥头上，你太给人难堪了，我才不是……’”黄堡桥头的误会焕然冰释，梁生宝瞬间生出把“表示对自己倾心的闺女搂在怀中”的想法，但“共产党员的理智，显然在生宝身上克制了人类每每容易放纵感情的弱点”。“他没有权利任性!他是一个企图改造蛤蟆滩社会的人!”这种基于党性的理智，并非“无情”，而有着更为复杂的考虑。
仔细再看看吧，真正合乎灯塔社主任梁生宝意向的，是同样在合作化进程中表现突出的刘淑良。关于刘淑良和梁生宝关系的描绘，远比徐改霞和梁生宝的要少，但不多的几次见面，已足以使他们彼此在精神上“认出”对方，并在心底将对方选作自己最好的人生伴侣。这里面包含着复杂的精神和情感的考量，是梁生宝作为“新人”的思想和情感的要义所在。柳青并不赞同那些认为梁生宝思想过于成熟的批评意见，因为在梁生宝的背后，是党的领导。“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的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他是一个秉有新观念和新情感的“新人”，一个具有50年代重要的时代寓意的新的形象。他的成长和不断成熟的过程，也是一个和时代和人民一道前进的过程。而这，也正是柳青对自己作为作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客观要求。
为了更为准确地呈现人物及其心理的变化过程，柳青以为“情节发展、人物心理和周围环境，必须做到三者自然融合”。而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作者就要站在人物的地位观察周围世界，而不能站在第三者的地位叙述故事”。在前两部中，他几乎是“贴”着人物写，写投入互助组的梁生宝的心理，他如何在现实的磨砺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写徐改霞人生道路和情感纠缠之际复杂的心理过程;还写姚士杰对互助组的仇视心理，写郭世富与姚士杰大致相同的心思;写梁三老汉思想观念的转变……这些人物和他们细微复杂的心理，共通交织在蛤蟆滩互助合作的历史进程之中，充分说明从事人们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情感的建设之于社会整体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真正的进步作家，在每个时代里，都是为了推动社会前进而拿起笔来的”。“他们光荣的任务是努力通过尽可能生动、尽可能美好、尽可能感人的形象，把他经过社会实践获得的知识和理想传达给人民，帮助人民和祖国达到更高的境界”。时隔半个多世纪后，那些富有生命力和精神感召力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故事已然成为一种特定阶段的历史记忆，但如梁生宝般的“新人”所秉有的为人民的利益甘愿牺牲和奉献自己的精神却并未过时。50年代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合作化”的尝试虽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但作为社会发展进程中“试错”的阶段，也并非没有意义。新时代也在召唤如梁生宝般秉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新人”，共同推动时代前进的步伐。2021年，在距离梁生宝生活过的下堡乡蛤蟆滩不远处的陕北延安索洛湾，一位名叫柯小海的党员领导索洛湾群众致富奔小康的经验逐渐为人所知。虽然时隔半个多世纪，柯小海的努力与梁生宝的追求之间有着内在的延续性——在党的领导下，带领人民群众打破“贫”“富”交替的历史弊端，完成中国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消灭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人民创造新生活的伟大实践，也成为新时代赋予新一代创作者的重要责任和使命——以具有史诗品质的宏大的艺术创造，来表现新时代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和新局面，为历史留下一份真实而厚重的艺术记录。
原标题:到惟一丰富的生活源泉中去 和人民一道前进——重读《创业史》兼谈柳青的创作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