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交加木樨园

　　一个人可以身无分文,只要有一定的经营意识和经营能力，能进入这里的网络，很快就能从无到有。那些已经富裕起来的前辈就在身边，每天都流传着种种崛起于陇亩之间的传说，那么真切，那么近。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志杰 | 北京报道

　　5月8日，据北京市公安局通报，上午10时许，“外地来京人员在丰台区京温商城门前聚集，市公安局迅速调集相关部门警力前往处置。经初步了解，本月3日凌晨，一名安徽籍女青年在京温商城内坠楼身亡，今日部分同乡相互邀集到京温商城门前反映问题。”

　　5月9日，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就安徽籍女青年袁某的死因表示：“排除中毒、性侵害及他杀可能，系自主高坠死亡。警方已将核查详细情况及相关证据通报家属，家属无异议。”

　　处于舆论一时关注漩涡的京温商城，是一个怎样的所在？

　　它坐落于北京南中轴线，位于南三环木樨园桥南，从这里直线向北，分别是永定门、前门、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与天安门的直线距离将近6公里。

　　这一地理位置，加上木樨园周边车站密集的基础条件，使得木樨园商圈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服装、小商品批发市场。河北、河南、内蒙古、天津、北京、东三省等地区一般老百姓的衣着风尚，甚至可以说是由木樨园决定的。

　　木樨园商圈之所以能形成气候，基于这一区域的另一显赫声名—“浙江村”。京温商城，则是1992年温州商会投资建设的服装批发市场。它是木樨园商圈崛起的起点，深深打上了北京“浙江村”的转折节点印记。如今，木樨园商圈已有百荣世贸商城、方仕国际商城、天雅女装大厦等30余座批发商厦，另有至少三座大厦正在兴建之中。

　　这是北京四环内非京籍人口最为密集的所在之一。这里最活跃的是浙江籍商人，掌控大量商铺，形成辐射全国的产销网络；其次是安徽籍商人；再次是湖南人、东北人。

　　1994年，北京市政府统计，木樨园地区外来人口已达10万之多，而有北京户籍的居民为1.4万余人。目前这里每年交易额已经超过400亿元，日均人流量30万人次。

　　无论对于京籍还是非京籍人士，木樨园商圈，以及它的前身“浙江村”，都是一个令人爱恨交加的所在。

　　爱恨交加

　　“浙江村”大名在外，其来有自。上世纪90年代，丰台区政府上报北京市政府的一份正式文件中开篇这样说道：

　　“京城人不知南苑乡者有之，不知‘浙江村’者无几，‘浙江村’以其物美价廉的服装闻名全国，更以其村容、村貌的脏乱差，社会治安的混乱而蜚声京城。‘浙江村’已经成为北京城市生活中的一个专门概念。”

　　直至今日，以上描述仍是不少人眼中“木樨园”一带的基调，虽然这里已经商厦林立。

　　南三环周边是北京的经济洼地，尤其与邻近的东三环差距甚大。大量浙江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这里扎根，促使各地商人聚集，逐渐建起了京温商城、百荣世贸商城、方仕国际商城、天雅女装大厦、方仕国际黄金珠宝城、连发窗帘布艺城、福成商厦、京明窗帘布艺广场、新世纪服装大厦、大红门服装城、天兰尾货城等十几个批发中心。这些批发中心带来了大量的人流、物流。

　　人聚财聚，当木樨园成为华北最大的服装、小商品批发中心，可观的税收随之而来，充实了地方政府的财力。

　　当地京籍人士的房子即使十分陈旧、破损，但大量商人麇集，他们仅仅依靠房屋租金，也足以保证在北京的优渥生活。因此，违章乱搭乱建越来越多。随着人口数量和社区规模的增长，各种生活服务行业渐次出现，包括发廊、餐馆、市集、长途车、托儿所，等等。而一些北京人也不甘于只做房东，他们中的一些人和浙江人合作，进入服装、小商品产销圈子，做起了生意，并获利不菲。

　　但是，富裕不能全部抵消当地一些人的失落感，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在这片寸土寸金之地，反被挤到了边缘位置。

　　他们有些纳闷：外来者群体日益壮大，他们显现出的“组织性、纪律性”是怎么来的？他们大多没有什么特殊技术，一些卖衣服的甚至不会裁衣服，与北京“主流社会”也没有什么关系，揣着本钱，携妻带子来到京城，同乡抱团，力量渐强。随着时间流逝，非京籍人士似乎成了木樨园商圈的主人，日益响亮的“浙江村”之名，也让附近街道的名字湮没不闻。

　　2006年5月，在推土机的轰鸣中，丰台区南苑乡时村的4万平方米违法建筑轰然倒地，北京媒体报道说：“浙江村”最后一块残留地彻底消失。

　　但是，“浙江村”的“村民”们仍然活跃于木樨园商圈。

　　而在微博、网络论坛上，在街头巷尾，在早餐店，在居委会，常常有本地京籍居民探讨这样的问题：他们凭什么？

　　在京籍人士眼中，南三环木樨园一带如今的混乱治安，就是因为“外地人太多”。那些陌生的面孔一群群地流动，那些货车一批批地来往，带来了不确定性。这让人有些不安。

　　欲罢不能

　　在木樨园商人眼中，对于此地的爱恨两极并存，让人既兴奋又焦虑，欲罢不能。

　　对上世纪80年代来到木樨园地区的浙江人而言，如今开公司、办贷款、找场地，样样都是高门槛。而且“浙江村”二代已经长大，这些孩子大都没户口，回不去，落不下。当他们走出木樨园，来到北京其他地方，难免遇到买房限制、购车限制。“衣食住行，我们只有多穿一些衣服了。”

　　对于年轻商人而言，他们中不少人不得不接受家庭分离的现实。比如，根据2013年的小学生借读政策，办理借读证明就需要六证，包括“夫妻双方的工作证明”。一位商户说：“我们自己一家经商，谁为我们开这个证明呢？”然后还要自己联系学校，而他们往往连学校大门都进不去。大量孩子不得不回到原籍，成为留守儿童。

　　他们在商铺生意中如鱼得水，但是，他们的根系在木樨园桥之外似乎被阻滞，他们感觉自己还是过客。

　　而木樨园又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最重要的是这里已形成了一个商业生态系统。

　　一个年轻人，一没资金，二没经验技术，只要这里的人把你当朋友看，引荐进货和销售门路，辅以适当代销，生意上稍微带一带，就起来了。基于地缘关系的服装销售人际关系组织，是木樨园商圈发展的一个重要机制。

　　木樨园已经建成了一个网络。在传统产业中,建立企业，从机械设备、劳动力到后勤系统，必须面面俱到。但在木樨园这样的网络化经济中,只要你能进入这个网络,一方面能通过网络组合自己企业之外的不同生产要素, 另一方面也能相对轻易地获得营销渠道。

　　比如，在百荣世贸商城二期，一个10平方米的档口，年租金已达15万元。这里前有商城一期阻隔，后无依托大楼，而其中一个小格子能有这么高的身价，就是因为包围它的人流和商业场。

　　一个人身无分文,只要有一定的经营意识和经营能力，进入这里的网络，很快就能从无到有。那些已经富裕起来的前辈就在身边，每天都流传着种种崛起于陇亩之间的传说，那么真切，那么近。

　　这种来自草根、充满活力的经济网络，将江浙地区的服装、小商品重新整合，再流散到华北大地。流动其间的钱与人，对于小创业者们来说，弥漫着令人着迷的气息。

　　可以说，大多数商人都有一个“木樨园梦”，或者“浙江村梦”。这个梦的基本脉络就是：首先，小两口租一个小档口；再租一个大铺面，成为某几个厂商的代理商；进而拥有好几个铺面，掌握拥有话语权的厂家和较为固定的销售渠道。在这个过程中，将小孩带大，让下一代接受优质的教育，买车买房，光宗耀祖。

　　创新场所

　　或许，北京最有名气的两个村就是中关村和“浙江村”。这两个“村”都因商而盛，前者是因为科技人员经营电子产品，后者因为外来者倒腾服装。在人们的一贯印象中，中关村是高科技的，木樨园“浙江村”是低端的；前者是潮头尖端，后者是随时可能被抛弃的“包袱”。

　　牛津大学人类学院研究员项飚曾经对“浙江村”进行过人类学调研，并出版过专著《跨越边界的社区》。他就浙江村现象这样说：

　　“社会总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社会又总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是因为我们常常受固定的说法之蔽, 从而容易把事情简单化。社会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则是因为当发现事情不符合我们的固有说法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不知所措之感, 从而感慨:‘事情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但如果我们能让自己暂时离开那些固定的说法,社会又常常‘不过如此’。这可能正是很多重要思想都异常简单朴素的原因—重要的不是再去造新的说法,而是回到简单事实本身。”

　　那么，“浙江村”的“简单事实本身”是什么？

　　项飚认为，科技人员抑或是农民出身，电子产品抑或是中低档服装，这些都不重要，从社会学、人类学或者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 重要的是人怎样组织自己的行为。“浙江村”和中关村的共同点是构建了一个网络性质的生意场。在这里，貌不惊人的清华北大毕业生，或者口带乡音的浙江农民，都迅速融入，并借助网络成功。

　　中关村和“浙江村”都是开放的、“易于进入”的经济体系。这种体系的最大好处就在于促进创新。事实上，当代经济中，竞争力不在于一两个产品，而在于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创新能力会有空间上的聚合趋势，比如硅谷。一项被证实的历史经验是：当技术创新和生产、营销靠得越近，它们会形成一个系统，创新的动力也将更强。

　　“浙江村”正是这样一个“创新场所”，这样一个系统。农民们在这里，化茧成蝶。

　　冰山之下

　　事实上，木樨园、“浙江村”真正有价值的体系，是一个全国性的流动经营网络。我们所看到的木樨园商圈，只是冰山一角。

　　这里的商人，往往很大一部分时间在三个地方流动：一是浙江绍兴、义乌、湖州、温州等服装和小商品生产地；二是老家、户籍所在地；三是北京木樨园。很多时候，他们会将一个经营组合分散到各地，比如一个家庭，往往派一个人在浙江，随时选货、调货（浙江各种产品，比如童装、小商品、女装、袜子都形成了一个个乡镇的产业聚集区，厂家数以千计，只有专门的人负责选货才能保证产品跟上市场需求），一个人在北京负责销售，还有一个人照顾孩子。

　　这个已经逐渐固化的商业网络本身，也有其难以回避的弊端—地缘关系。比如，木樨园商圈中，浙江人位于最高层，他们来得最早，大多数商场是他们开发的，他们拥有最多的商铺和健全的营销网络，大老板已经不轻易露面。据《河北日报》报道，目前在北京的温州人拥有木樨园一带80%的商铺和住宅。

　　而居于浙江商人之后的，则是相对的后来者—安徽人、湖南人、东北人，其中以安徽人为多。

　　后来者不仅受到制度局限，同样面临融资、人员流动问题，而且还要给占先的商铺老板缴纳大额租金。这使得他们的“木樨园梦”实现起来更加艰难一些，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较为脆弱。

　　2011年10月，在全国童装重镇浙江湖州织里，发生“外地童装业主对个别税收人员工作方法简单不满而滋事”的事件，浙江《都市快报》报道说：

　　“该业主纠集多名同籍业主围攻工作人员，恶意滋事，引发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聚集，人数达600多人。26日傍晚6时许，又有五六百人集聚于富民路一带，围观群众最多时达数千人。一辆奥迪车主在驶离现场过程中撞倒、带倒了9人。在几名不法分子的带领下，闹事人员采取投掷石块、打砸路灯、广告牌等行为，导致数名公安、城管人员不同程度受伤。经公安及时处置，26日晚11点半左右，事态逐步得到了控制，现场闹事人员逐步疏散。不过，部分闹事人员在离开镇政府后，分散前往景富路等路段滋事，30多辆停在路边的私家车玻璃被砸，路边垃圾箱等公共设施被损坏。27日中午，又有部分人员在镇政府前集聚，其中少数不法分子分散窜入镇区，拦截车辆、打碎车窗玻璃，公安机关迅速采取抓捕措施。13时许，一辆在执行巡查任务的警车被滋事者点燃，执勤人员在撤离过程中，1个民警、3个协警受轻微伤。”

　　据本刊记者了解，这一事件在当地导致浙江籍商人与安徽籍商人之间形成裂缝，而这些商人中的不少人，也长期在木樨园经营。

　　抱团之外

　　由于无法绕过户籍问题，在“浙江村”长期存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传统，一些有实力者以及新兴的市场力量开始自组织，承担了一部分公共服务职能，诸如幼儿教育、火车票、物流等等，这使得 “浙江村”能以一种稳定和内敛的形态出现在城市当中。

　　但是，有实力者与普通商人之间也会产生冲突。

　　在木樨园，商人之间的矛盾已逐渐出现。比如，据《经济观察报》2013年3月底报道，开业运营9年多的木樨园世贸商业中心，出现几百位业主断供的现象，产生上千起官司。因为“早在14年前的1999年，便埋下了定时炸弹”。

　　时任北京市丰台区建委主任、曾任丰台区人大副主任的任光明被称为“北京城南行动计划”的第一人，而地处北京南城中轴路的木樨园至大红门地区则被称为“南城的眼睛”。他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1995年6月，北京市丰台区国资委成立北京泰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任光明兼任法人和董事长，随后该公司获得了占地8.7万平方米的木樨园用地规划许可证。1999年，坐拥北京南城中轴路的木樨园世贸商业中心正式提上日程，计划将其打造成总体量40万平方米的商业、金融、商务、娱乐和餐饮综合体，点亮北京南城的“眼睛”。任光明与温州人黄哲明合作，成立北京恒泰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3年，木樨园世贸商业中心对外销售，总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的大楼，被分割成800多个几平方米到100平方米不等的商铺散售，所有业主的购房款，包括一次性付款和银行按揭共约3亿多元。恒泰基业涉嫌一铺多卖、拖欠工程款、借员工身份证买楼取得贷款后再销售等。北京二中院（2006）二中民初字第10872号《民事判决书》显示，仅樊兰英一人就拖欠395万元，而樊兰英为恒泰基业员工，2006年时为客服部经理。

　　由于种种原因，几百户购买了商铺的业主无法取得产权证，甚至被银行告上法庭，而他们也因此与商厦的开发者陷入纠纷。

　　自我雇佣

　　尽管也有令人尴尬的底色，但木樨园一带已成为北京南城的一个希望之地。

　　2007年，北京市丰台区正式推出大红门地区未来发展规划。提出要利用5到8年的时间，在2015年之前将大红门打造成辐射全国的服装商贸核心区，规划区域北起南三环木樨园桥，南至南四环大红门桥，全长2.2公里，区域面积6平方公里，商业设施总建筑面积200余万平方米。

　　2008年，木樨园服装商贸区被北京市认定为服装服饰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由低端产业向设计、会展、品牌培育、流行信息发布等高端产业挺进。

　　2009年，由北京34个部门和城南五区共同参与制定的北京市《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行动计划》正式对外发布。

　　这份三年内投资2900亿元的“城南计划”，首次提出打造“一轴一带多园区”的城南产业发展格局。其中的“一轴”指南中轴，重点建设大红门服装文化商务区。而木樨园商圈恰好位于大红门服装文化商务区的核心位置。

　　对于木樨园商人而言，他们的命运关乎一个中国大命题：大量“农民工”向何处去？

　　项飚等观察者认为，木樨园的现实，为这一命题提供了一个答案：“资本化”。不是说农民工们要成为资本家，而是他们经过几年发展，攒钱后开始自我雇佣(self - employed) 。他们不太可能回到故土乡村，而往往回到临近乡村的城镇—城镇规模大小视资金情况而定。

　　这与原来的预测相反：不是从非正规经济到正规，而是从正规经济回到非正规。但这被认为是解决劳动力就业的一条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