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对处于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黄金时代”的巴黎做了如下论述。 “巴黎永远没有尽头。 所有住在巴黎的人的回忆都和别人的回忆不同。 巴黎永远值得你去。 不管你给她什么，你总是有回报的。 “巴黎的文化通常被穿城而过的塞纳河划分开来。 塞纳河右侧是居住着布雷顿、埃利亚尔、阿拉贡等超现实主义文学家的激进的超现实主义团体。 塞纳河左边的畔，有一群艺术家离开家乡来到巴黎闯荡。 他们渴望在兼容、包容、如林的达人城市中，赢得一席之地。

与“超现实主义”这一明确名称不同，艺术史用“巴黎画派”来概括塞纳河左岸的这一艺术家群。 巴黎画派有毕加索、夏加尔、苏丁、莫迪里阿尼、藤田嗣治等艺术家。 背井离乡，身份的得失往往成为艺术家作品背后隐藏的原动力。 《贵公子》中的常玉，尽管在巴黎社交界如鱼得水，却对画商采取“不合作”的方式，最终在蒙帕纳斯的工作室死于煤气中毒。 他的作品直到20世纪80年代也受到画坛的重视。

与常玉不同，藤田嗣治这位“巴黎宠儿”，在鼎盛时期曾让毕加索在他的画前驻足三个小时。 而当他衰落时，他被降级为歌唱战争的共犯，被故乡日本抛弃，死于巴黎。 我认为他是最能解释这种“身份焦虑”的人。 1886年，藤田嗣治出生于东京，是标准的“高干子弟”。 母亲是幕府官吏家庭的女儿，父亲是当时的日本陆军军医总监，哥哥藤田嗣雄是法学教授。 由于母亲死得太早，父亲藤田嗣章对他的管教格外严格，希望将来能成为继父，成为可敬的医生。

自画像，1931年的良好教育和严厉的家教，往往是奇怪的化学制剂。 14岁的藤田嗣治在信中向父亲的大人坦白了自己的理想。 “我想成为画家，请让我做喜欢的事。 我一定会成功给你看。 “他有志气，对艺术缪斯也很有眼光。 这一年，巴黎万国博览会召开前夕，日本当局选择了少年藤田的水彩画在巴黎展出。 能让世博会扔橄榄枝，他的天才一定很耀眼，他的个性也一定很突出。

猫在1905年，藤田嗣治进入了东京美术学院油画系。 他的老师黑田清辉以明亮的户外光线的印象派画法，在日本的艺术家中很有名。 但是，叛逆的藤田没有吃这个。 他的内心有自己美的规律。 “指导我的黑田清辉老师说，从调色板中排除黑色颜料是不可理解的。 作为东方人和日本人，我们熟知黑色的味道。 作为生命的黑色，为什么不能用油画？ 我马上决定在日本人的油画上使用黑色。 " "

新信徒，19171913年6月，大学毕业的藤田嗣治终于踏上了去巴黎的旅行。 到巴黎后，因为手头拮据，住在房租比较便宜的蒙帕纳斯“Cite Falguiere”。 住在这里的还有莫迪里阿尼和苏丹等。 在蒙帕纳斯，西班牙画家的朋友阿尔蒂浊德扎拉特带他参观了毕加索的工作室。 20世纪初，以毕加索为中心的一批画家在蒙马特高地掀起现代主义浪潮，创作出了第一部立体主义作品《亚维农少女》。

毕加索《亚维农少女》毕加索的作品，极大地冲击了藤田嗣治，甚至可以说动摇了他所拥有的艺术观。 在日本学油画的时候，对印象派的创作手法和视觉方式并不认同，但他毕竟是在日本国内美术学校接受过系统油画教育的学生，形象派对多少产生了一些影响。 而且在巴黎，目睹了“新形式的毫不犹豫的大胆革命”，决心马上抛弃在日本学到的印象派画风。 从毕加索的工作室一回家，黑田清辉老师指定的画具就粉碎了。

自画像，1936年第一次来的藤田嗣治，不知道巴黎艺术圈的结构。 没有机会开他的社交圈，也没有机会接触艺术品商人，买他的画的人寥寥无几。 没有收入来源的画家只能卖掉自己的家具和生活用品来换取生活，在冬夜焚烧自己的画具取暖。 他的标志性发型“西瓜太郎”也是落魄时剪的。 第一次修剪的理由是他付不起去造型店的费用，所以只能自己做，就采用了这个傻锅盖的发型。 这个发型就像他在巴黎文艺界的个人象征，戴着圆圆的眼镜，他的形象已经让人过目不忘。

自画像，1922

如果你想在巴黎出名，拥有奇特的外形是不够的。 艺术家要学会经营自己，换句话说，要学会推销自己。 他出入舞会，开始和更多的艺术家做模特。 他穿和服，穿希腊衣服，有时自称“蒙帕纳斯的希腊人”，有时也穿女装。 不久，巴黎记住了这个东方的脸。 朋友们叫他“FouFou”，法语里的意思是“迎合他人的人”。

德鲍肯和鸟笼，1917年

在与巴黎生活互相熟悉的同时，他也在熟悉自己。 在接触了毕加索、卢梭、苏丁、莫迪里阿尼等画家后，他开始寻求艺术上的东西方融合。 与以前留学法国的徐悲鸿、林风眠不同，传统的学院教育对藤田嗣治没有吸引力。 每天24小时，他14小时都在工作室，研究、练习他认为的自由的风格。 休息的时候，除了社交，就是去卢浮宫看画。

莫迪里阿尼作品藤田嗣治在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之前，徘徊在各种风格和流派之间。 他练习过毕加索的立体主义，模仿卢梭创作过风景画。 对他影响最大的不是莫迪里阿尼吗？ 藤田嗣治的很多人在作品中可以看到莫迪里阿尼式的、长长的扭曲的脸型、颜色块被抹平的眼睛、曲线生动的身体。 在他的一些雕刻中，也可以看到莫迪里阿尼对他的巨大影响。

生活，1917年，藤田嗣治在巴黎举办了他的首次个人画展。 在这次展览会上，毕加索在他的画前驻足了三个小时。 这对他来说无非是巨大的鼓舞。 这次展览主要是以线描为主的水彩画。 在这些画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鲜明的莫迪里阿尼风格。 但与莫迪里阿尼不同的是，他的画色彩更明亮，线条更清晰，人物动作更柔和，背景更平静，总体上就像一个改变了西方人面貌的浮世绘人物。

甘罗西塔，1923年西方世界显然对藤田嗣治那种浮世绘与西方绘画技法相结合的风格非常感兴趣。 马奈、毕加索、梵高、高更等后印象派画家们也就如何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画法相结合进行了长期而有效的实验。 有这些前人的铺垫，藤田嗣治将来的大展宏图是可以预知的。 藤嗣治来到巴黎的这个选择，是多么正确啊。 巴黎和他是互相成就的。

侧卧的吉吉，1922年在巴黎真正提高他名声的，是1922年的法国春天沙龙展览会。 他的一张《侧卧的吉吉》，引起了全巴黎人的注意。 藤田写的《乳白色裸女》的名字也遍布巴黎的街道。 在传记电影《藤田嗣治》的开头，卡车载着藤田嗣治的裸体画前往画廊。 在路边卖水果的小贩一看就知道这是藤田的作品。 画中模特的名字——可以说是当时被称为“蒙帕纳斯女王”的“吉吉”。

侧卧吉吉，1922年东方人自古以来就喜欢白皙的美人。 庄子《逍遥游》把婆婆射山的神女形容为“如果皮肤是雪和雪的话，长得漂亮”。 白易形容杨贵妃是“雪肌花的容貌”。 日本歌舞伎表演的时候，从脸上到脖子都涂着歌舞伎的白粉。 藤嗣治从此以“藤田白”闻名于巴黎绘画界。 对于这种裸妇的画法，藤田嗣治在着手女性裸体画的创作时，试图开拓前人未曾涉足的新天地、新思路，他说：“我们的祖先铃木春信、喜多川哥麿，曾画过女性的皮肤。 我虽然是日本人，但应该踩着前人的足迹描绘人的皮肤。 " "

躺着的裸体女人和猫。 1923年，西方画家在寻找新的色彩表现时，往往以可见的方式运用色彩，如何突破古典绘画的“真实”，寻求强烈的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色彩表现。 作为东方人的藤田嗣治，更多的思考是“无彩色”(黑与白)与画本身的关系。 因此，我们在他许多裸体女人的画中，能看到乳白色皮肤和黑色毛发的对比，如此鲜明，又如此和谐。

女性形象，1926年从日本渡海而来的“外国人”藤田嗣治，此时终于形成了强烈的个人风格。 他的画中别人的影子越来越少，更多的是他个人审美的东西。 藤田嗣治成了“巴黎的宠儿”。 他用东方人的感情和东西方完美平衡的绘画征服了巴黎。 1929年，二战已经箭在弦上，藤田轴心国公民的身份，让他在巴黎多少有些尴尬。 那一年，藤田嗣治久违地回到日本，举办了多次个人画展。 那之后，他去了南美，一边旅行一边画画。 战争爆发后，他回到日本躲避战火。

1928艺术一旦染上政治，就很难摆脱政治的阴影； 一旦政治开始操纵艺术，就很难摆脱意识形态的滥用。 当时，日军政府成立了“大日本陆军随军画家协会”，以艺术作为宣传政治、鼓励战争的工具。 这些被选为“随军画家”的画家被派往中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地进行“写生”，鼓舞了军人的士气。

Chat couturier，1927藤田嗣治作为“随军画家”的这一经历，得到了祖国短暂的承认。 他的画，如《哈尔哈河畔的战斗》，以他精湛的技艺，表现了日军的勇猛气势，赞美着胜利的瞬间。 他的一些画表现了死伤惨重的日本军民，如《阿图岛玉碎》。 前者可能是迫于当局而不得已的情况，而后者应该是他真实感情的表露。 “在战争中，我只为可怜的士兵们画。 " "

阿图岛玉碎二战后，日本美术界开始清算这些艺术家的责任。 朝日新闻曾经写了一篇批评他的文章。 “不惜出卖自己的艺术品质，堕入庸俗的写实泥潭，奉承军部，卑躬屈膝……这种妓女行为，不仅是他自己的耻辱，也是对全体美术家的耻辱。 “对祖国失望的藤田对此只有一个评论，“希望画家之间不要吵架，希望日本画坛快点达到国际水平。 “1949年，他回到巴黎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日本。 “不是我抛弃了日本，而是日本抛弃了我。 " "

回到巴黎后，曾经的“巴黎宠儿”如今不再像以往那样受人宠爱了。 人们对法西斯主义的憎恨，转嫁给了艺术家，曾经的艺术家一个接一个地远去。 身处狭间的藤田嗣治回到了他刚来到巴黎的状况。 从身份上来说，他是“日本人”，日本抛弃了他。 巴黎是他的第二故乡，此时的巴黎也用刽子手的共犯的眼光看着他。

猫

是应该维持“日本人”的身份，还是应该成为“法国人”？ 藤田选择了法国。 要说为什么，那是因为和稍微疏远一点的法国相比，我已经不留恋日本了。 “我回来是为了永远住在这里。 我想死在法国。 然后葬在蒙帕纳斯墓地，莫迪里阿尼旁边。 " "

教堂壁画

像“看透”一样，步入老年的藤田嗣治，埋头于宗教画，加入了几个慈善机构，试图抹去过去给他留下的伤痕。 73岁后，藤田嗣治正式受洗成为基督徒，加入法国籍。 之后，他是“法裔日裔画家伦纳德藤田嗣治”，住在巴黎郊外，创作了反映宗教化和农村生活的作品，并建造了小教堂制作壁画。

1968年，他被埋葬在莫迪里阿尼的旁边，但至少是完美的句号——“和平圣母”教堂。 电影《藤田嗣治》的自白，也许可以概括他的半生。 “我做得越曲折，活得越疯狂，就越接近真正的自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