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素质教育培训行业发展背景教育培训市场：经济背景

数据显示教育培训市场，从2013年到2020年中国人均消费收入和支出逐年增长，人均收入从2013年18311元每年至2020年达32189元每年，复合增长率为8.4%。人均支出从2013年13220元每年至2020年达21210元每年，复合增长率为7.0%。恩格尔系数即食品相关支出比例在2013年-2020年整体基本持平，而人均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支出比例除2020年受疫情影响外整体基本维持逐年上涨的趋势。

2021年中国素质教育培训行业发展背景教育培训市场：潜在人口规模

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19年，中国中小学生在校人数经历了两轮下降和上升周期。从2013年开始到2019年，中国中小学生在校生人数维持了增长趋势，从20131万人增至22517万人。

2021年中国素质教育培训行业发展背景：人才需求 (二)

数据显示，新经济行业如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远高于传统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且其差距有逐年扩大的趋势。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新经济行业与传统制造业的工资差距将逐步拉高，人才逐步往新经济行业聚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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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素质教育培训行业面临哪些发展挑战？

目前我国素质教育培训行业主要面临以下问题：首先，素质教育机构常遇到课程产品同质化的问题，行业门槛较低，课程内容易被其他机构复制。其次，素质教育许多赛道缺乏相应的评价标准。课程的效果相对其他学科类培训较难量化，家长往往只能通过孩子是否对课程感兴趣来判断课程效果，由于见效慢、学习周期长，家长和孩子难以坚持，容易产生续课率低的问题。另外，素质教育课程的效果直接取决于师资水平。相较于K12领域，素质教育行业的人才存在着巨大的缺口，一些专业品类(如小众乐器)等往往找不到合格的教师。同时由于执教门槛低，师资水平常常参差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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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压政策整顿培训机构，这个行业未来前途怎么样？

我从3个方面说一下国家为什么要打压教育培训机构

第一：为中小学生“减负”，为家长“减压”

去年培训行业的热捧，“表面是教育问题，实则是社会问题。"教育机构那一句，“你不来补课，我们就培养你孩子的竞争者！”真是字字戳中家长的七寸。教育机构贩卖的焦虑，逼得社会竞争之下家长慌不择路，再加上资本逐利的本性，没日没夜，普天盖地的广告，又再次加剧家长的焦虑。

为了不让孩子输在所谓起跑线上，有的家长恨不得报上所有的培训班。郑州媒体曾报道，郑州管城区某小学的四年级学生10岁的花花自从二年级以后，就没有周末休息日，甚至连寒暑假都在上课。妈妈张女士告诉记者，她给孩子报了英语、数学、编程、书法、美术、钢琴、舞蹈、声乐、游泳和主持10个课外班。有的培训，仅仅是其他同学上了，张女士为了不落后，便给自家孩子也报了。

第二：维护其校内教育的地位 ——校内教学才是学科教育的主战场

资本助力培训机构的高速发展，而教育行业又不是一个能快速复制的行业，尤其是优秀老师的培养。培训机构借力资本占领市场，最快的方式不是自己培养名师，而是通过市场高价抢夺公立学校名师资源，和通过虚假宣传“自我包装”名师。

虚假宣传“自我包装”名师：

官方6月1日，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公布一批校外培训机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典型案例，对新东方、学而思、精锐教育、掌门1对1、华尔街英语、哒哒英语、卓越、威学、明师、思考乐、邦德、蓝天、纳思书院等13家校外培训机构予以顶格罚款。

蓝天教育，宣传“教研团队超过85%的老师来自985、211大学”。事实上，该团队的121名老师中，来自985、211大学的仅有18人，所占比例连15%都不到。新东方，宣传张某某教龄3年，实际仅为5个月;宣传廖某某教龄6年，实际仅为2年。在核实中发现其“名师风采”栏103名教师的教龄，其中76名教师的实际教龄与宣传不符，虚假宣传比例达到73.8%。精锐教育，在其公司官网以红色字体突出宣传周某某等7名老师“通过北京大学培训”。事实上，所谓的“北京大学培训”实际是培训机构自己委托北大继续教育学院组织的定向线上培训，且培训时长仅为两天。

高价抢夺公立学校名师资源：

除了这种机构对于名师的自我包装，校外培训的蓬勃发展对校内教育甚至有彼可取而代之之势，培训机构更是借助资本力量，疯狂以百万年薪抢夺校内名师资源。

有报道称：“网易有道给高中大班课主讲老师开出50万元起步的年薪，优秀者年薪可超100万；猿辅导也以年薪40万-100万元招聘小学、初中、高中各学科优秀主讲教师；据报道，高途课堂也曾透露称，有丰富教龄的主讲老师年薪可以超过200万元。”

而一旦当我们校内的优质师源都流在校外，则必然加剧我们教育的不公平，优质师源必然是最有钱者享受之。当优质师源都被资本控制，教育这个国之重器也必然不在国家的手中，校外培训一直有“影子教育”之称，一直以来都是校内教育的补充，而这次由于疫情，通过资本的形式，开始起与校内教育掰掰手腕的架势，发展势头愈加猛烈，甚至有彼可取而代之之势。

第三：响应国家三胎政策，提高人口出生率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任远研究发现：“生得起、养不起”成了抑制了年轻人生育的最大因素，尤其是家庭对于教育成本大幅度攀升，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社会上如火如荼的学前教育、校外培训把家长的钱包变成了“自动提款机”。

根据《2017暑期家庭教育调研报告》数据显示，超过79%的家长选择给孩子“报课外班”。北京的赵女士今年暑假就给自己的孩子一口气报了三个培训班，奥数、英语和武术，每个班收费2000元至5000元不等。“看人家的孩子都补课，自己家的孩子不补课总担心开学被落下。”不怕同桌是学霸，就怕学霸过暑假。这种担心，让家长甘心掏出大把钞票为孩子“充电”。

除开有钱人愿意多生孩子以外，普通家庭都不太愿意要二胎，更别说三胎了，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都是非常巨大的，生孩子简单，难的是养育，不单一是物质生活，更多的是对他教育。

为了国家大计，国家必须出台政策整治校外培训乱象，为中小学生“减负”，为家长“减压”，让人口出生率“增长”。

虽然教育培训行业会持续受到政策面打压，但也不会真的就此消逝。经过这次事件之后，校外培训做好校内教育的补充，发挥其一直以来“影子教育”的角色。